赵之谦一生在诗、书、画、印领域付诸不懈努力，终成一代大师

     赵之谦一生在诗、书、画、印领域付诸不懈努力，终成一代大师。赵之谦书法诸体兼擅，将真、草、隶、篆笔法融为一体，碑帖结合，独辟蹊径，奇崛雄强，以其天纵之才而开一代新风，为晚清碑学书法之集大成者；其绘画初学石涛而有所变化，为清代写意花卉之开山；其篆刻初学浙派，继法秦汉玺印，复参宋、元及皖派，博取秦诏、汉镜、泉币、汉铭文和碑版文字等入印，一扫旧习，所作苍秀雄浑。故而，赵之谦以诗、书、画、印“四绝”之杰出造诣而对后世影响颇深。

    赵之谦存世书札约有六百余通，在清代名人中属于数量较大者。其书札授受对象或友人，或家人，或师长，或弟子。解读其书札的书写背景、内容，对研究赵之谦人生志向、行迹交游、书法风格、书学立场、学书历程、审美情趣等，具有重要历史及文献价值。兹遴选部分学者们对赵之谦书札的研究及解读与读者分享。
 

清  赵之谦  行书致梦惺札

戴家妙

      近年来，信札文献的整理与研究，渐渐地引起学界的重视，尤其在明清人物的个案研究中。因为古代文人的日常生活离不开信札的往来，其包含的文献学术价值以及所关联的人与事，都有助于复原历史的细节。

      笔者因辑校《赵之谦集》的缘故，对赵之谦存世的信札做过一些基础的梳理工作。兹综述如下。

      据不完全统计，赵之谦存世的信札（包括真迹以及各种出版物所辑录的书迹）有六百余通，在清代名人中属于数量较大的。收入《赵之谦集》的有583通，其余失收。涉及收信人有四十余人，如魏锡曾、江湜、沈树镛、胡澍、陈宝善、潘祖荫、王懿荣、孙憙、董沛、胡培系、谭献、张鸣珂等，均是晚清著名人士。有少数信函，无法确定收信人。其中大部分为私人收藏，小部分为公家机构庋藏，如浙江省博物馆、浙江省图书馆、杭州博物馆、洛阳博物馆、云南省博物馆等。也有一些博物馆信札未及整理之故，无缘获知。

      赵之谦少负盛名，“书法奇，文气超，近时学者不敢望其项背”（吴昌硕《二金蝶堂尺牍跋》）。西泠印社“四君子”之一的丁仁是魏锡曾的外孙，魏对赵的感情传递到丁仁身上。他一生不遗余力地搜集赵之谦的书画印作品，从1917年至1927年的十年间，和吴隐一起编辑出版了十集《悲盦剩墨》，这对推升赵之谦作品的社会知名度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，无人可敌。丁仁在《悲盦剩墨》第二集序言中曾提到：“印行伊始（指第一集），声价遽腾。通都大邑，不胫而走。四方操觚之士，几于家室置一编，古所称洛阳纸贵者，殆蔑以加焉。”自然，赵之谦“所作书牍堂判，片纸只字，人皆珍如拱璧”（周谦《赵之谦尺牍跋》，1922年）。

     以赵之谦给魏锡曾的信札为例。赵致魏的信札，目前看到的计有46通。光绪七年（1881），魏锡曾去世。三年后， 赵也下世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就被严信厚以“严氏小长芦馆”的名义印行，此为赵之谦信札的第一次结集出版。严信厚（1838—1906）字筱舫，浙江慈溪人，曾入李鸿章幕僚，曾任第一家银行——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任总裁、上海总商会第一任会长，被誉为宁波帮“开山鼻祖”。工书画，尤擅仿边寿民芦雁，富收藏。至于这批信札如何从魏氏的鹤庐转到严氏的小长芦馆，尚有待于考证，但至少证明丁仁序言与周谦跋语所称不为虚构。

清  赵之谦  行书致子余札（之一）

清  赵之谦  行书致子余札（之二）

清  赵之谦  行书致子余札（之三）

      同样是因为《悲盦剩墨》的关系，赵之谦的书画印作品被日本书坛人士推崇与收藏，远播东瀛。如桑名铁城、富冈铁斋、河井荃庐、西川宁、青山杉雨、小林斗盦等，尤其是河井荃庐，前后收藏赵之谦的作品达一百二十多件，叹为观止。可惜，这批作品全毁于1945年美军对日本的战争空袭大火中。西川宁编《二金蝶堂遗墨》依循《悲盦剩墨》体例，前后四集，虽未收录信札，而其中记录赵之谦作品的收藏家达十九人，可见赵氏作品在日本的受欢迎程度。小林斗盦编的《赵之谦作品集》中，收录了四通信札。之后，日本藏家就开始关注赵之谦的信札，购走大批作品。

       为了便于大家了解赵之谦存世信札的大致情况，特制赵之谦信札留存情况表。（详见2018年第7期《中国书法》杂志第123页）

       可以肯定的是，赵之谦的信札还是佚失不少，比如他与周双庚、李慈铭、丁文蔚、任熊、范稚禾、樊彬、刘铨福、温忠善等名士之间的往来信札。
 

清  赵之谦  行书致魏稼孙札（之一）

清  赵之谦  行书致魏稼孙札（之二）

清  赵之谦  行书致魏稼孙札（之三）

      赵之谦是晚清一位杰出的具有全面修养且都有开创之功的书画家、篆刻家。同时，他还是一位著名的学者，一生致力著述，于经学、史学、辞章、金石学等，都有卓越的成就。而究其内心，他的第一目标是德行兼政事，光耀门庭。其次，才是辞章考据之学。可惜，一生坎坷，流离颠沛，“辛酉难后，身外物一空”（《铜鼓书堂集古印谱记》）。仕途不顺，终以知县，为生计所困，郁郁不得志，不如意事十之八九。他在自题《二金蝶堂印谱》中云：

        稼孙竟半载心力，为我集印稿、抄诗、搜散弃文字，比于掩骼埋胔，意则厚矣。然令我一生刻印、赋诗、学文字，固天所以活我，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。

      又在给魏锡曾的信中感叹：

 读书三十年，既不能弋取科第，复不能自求表见，为天地虚生此人，无伤也；为父母虚生此身，大不孝也。（《二金蝶堂尺牍》）

     概括起来，赵之谦信札内容可分四类：生活之事；著述之事；为艺之事；为官之事。具有很高的文献学术价值，可以帮助后人全面地认识其流离岁月、激荡才情的历史画面，在书画篆刻风格脉络上的变化痕迹，以及艺术创作上开创新局的内在原因。

清  赵之谦  行书致魏稼孙札

      赵之谦有方很著名的印：“为五斗米折腰”，既是自嘲之语，也是自况实录之语。他出生在没落的商人家庭，十四岁时，母亲病殁。次年，兄长赵烈为仇家所诬，以讼破家，四处流亡。十九岁娶妻范璥，因家贫，与余姚周双庚开馆授徒，合刊八股文。三十一岁虽乡试第三名中举，但紧接着太平天国军（进）入浙江，他逃难到温闽，家破人亡。后渡海入京，四应礼部试而不第（邹涛编《赵之谦年谱》）。为了谋求官职，只得借钱捐官。他首先向潘祖荫、毛煦初、宋雪帆等人借款二百五十金，再准备向时在浙江视学的徐寿蘅和在温州任官的方鼎锐借款。同治八年七月，他再次离京南下，往还绍兴、杭州两地，鬻字卖画，筹集款项。在该年的八月底由武康经由杭州直趋温州，再由温而入台，找陈宝善商议筹款，“即面求老哥为我筹所不足。弟现定二十日赴武康，归时径趋温郡，到台总在十月”（日本谦慎书道会《赵之谦手札》）。在黄岩时，又得到了孙憙的帮助，但入不敷出，他在给魏锡曾的信中说：

       此间身兼两役，所入不下五百金，而整顿家事、弥补旧亏、周济不足，因此得畅所欲为，而入者尽出矣。（《二金蝶堂尺牍》）

      从此，赵之谦陷入“借钱还钱”的旋涡之中。

      在他流寓温闽、客居北京期间，主要资助者有丁文蔚、魏锡曾、傅以礼、陈宝善、孙憙、潘祖荫、江湜、沈树镛等人。如他在给魏锡曾信中说：

       夏间大穷，秋冬恐有过不去之势，天欲杀之，无能强也。明岁拟急归，否则客死，可惜也。欲向弢叔求借钱策，信中已及之。如加一语，切恳之，尤感。无所获则止，万一有获，望早汇寄。

清  赵之谦  行书札（之一）  云南省博物馆藏

清  赵之谦  行书札（之二）  云南省博物馆藏

清  赵之谦  行书札（之三）  云南省博物馆藏

     同治十一年（1873），赵之谦终于等到补缺的机会，赴南昌江西通志局，担任修纂。修志所得有限，仅能维持生计，无力还债。通志修毕，又借钱捐了七品官，才得以先后在靖安、鄱阳、奉新、南城等地为知县。光绪四年（1878）二月，在靖安知县任上，他在致亲家沈星堂的信中埋怨道：

      弟官卑类犬，才拙如鸠，自志书局交卸，调署靖安，而瓜期已届，缺简清苦，囊橐无余，然旧债恐不能尽偿，恐回省仍归候补也。（台湾学海出版社《赵撝叔手札真迹》，转引自王家诚《赵之谦传》）

     在江西任职期间，借钱给赵之谦最多的人当属舒梅圃。舒是赵的亲族，在杭州开设鼎和当铺。二人书信频繁，所涉大多生活琐事，尤以借钱还钱为多。如：

      官已卸事，本无进款，而出款又如此之多，实不知将来作何了结。

      年底极窘，幸先期筹借二百金勉强敷衍，今春应酬款项更大更多，迄今二十七日，春酒尚未请完也。大约每年用度总需千金。现有差使在身，事事轮得到，故不能省。若并差使无之，则无以度日，而外场应酬亦不来。省钱亦非好事，费用大亦非易事，总冀即得一缺，方可支撑过去。否则，通盘打算亦属可十白也。

      弟之意，若得大缺，则同来亦可；若得中缺，子馀并无须来，静候我寄银回来可耳。多一人，多一人用度，不能不小心，非置女儿于不顾也。

      弟今年亏空实银五百两，现在陆续设法，仅短五十数无借处，其余均已布置妥当，可以明年再筹。若明年仍不得缺，则必大亏，此则无可为力。弟已打定主意，万一星堂病竟难愈，将来女婿、女儿靠我度日，亦是命中事，故为主愁而仍不愁也。

      这一窘状，一直到光绪年间编《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》时仍未有所改观。他在序中云：

       兄为仇诬以讼破家，至是竟不能得购书资……终岁犇走，卖衣续食而已……俯仰身世，十数年中，悲悯穷愁，噩梦忽觉。同治初元，航海入京师，屡试皆黜，栖迟逆旅，煮字为粮。

     又如在光绪八年（1882），赵之谦在致王柳桥信中云：

       弟今年尚当为兄代寄，以清前款。吾辈交谊，虽不较锱铢，而有欠必还。弟前在鄱任，实因毫无所剩，否则早缴上矣。（荣宝斋出版社《赵之谦信札墨迹书法选》）

      可证其为债务所困的焦虑心情。虽然赵之谦一心想在功名上出人头地，而事实证明，他不是很适应官场。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四月下旬，他被陈宝善派往瑞安守城，甫到任，就埋怨“邑小官事闲，学俗文人罕”（《悲盦诗賸》）。好不容易捐官谋得赴南昌任职，又觉得江西官场丑陋，“今日方知做官之术不出‘卑鄙无耻’四字，断非我辈所能”（《致兰墅》）。“此间河阳之奇为从来未有，真是识见异人，兼之骄盈万分而卑鄙亦万分，适成为芦沟吏之真形也。”（《致潘遹》）最后，只好承认自己“所未去者，卑躬屈节之技，学十年不得一分，则仍是狂奴故态耳”（《致魏本存》）。

清  赵之谦  行书札（之一）  云南省博物馆藏

清  赵之谦  行书札（之二）  云南省博物馆藏

清  赵之谦  行书札（之三）  云南省博物馆藏

     赵之谦性格孤傲，做事严谨细致，在信札中随处可见。尤其在江西官场期间，“书中类多瘦词隐语，栖迟下位，涉笔触讳，其抑塞磊砢之概，尤足为才人不得志者发涕也。”（冯幵《赵撝叔手札跋》）

      苛刻狂妄的一面，如他在信中骂魏锡曾：

       自前月迄今，不知发过多少信，而一字不复，真乃怪事。弟生平待友最真，何阁下以荒谬对耶！寄石来时，恳切如此。早知如此之一信不复，不如一石不刻之为愈矣，可杀可杀！现在弟为无识，又将各印一一封寄。此信到日若竟无一字来，则魏稼孙狗心鬼肺，神人共愤矣。况前此寄尺牍，价便嫌少，亦必写一收到之条。自此以后，竟不发一信，吾以汝为死矣。嫌少，尽可再说些。脚要烂断，手先烂断耶？从前屡有人说稼孙之为人可恶，弟不觉其可恶。今则不惟恶之，可见赵益甫眼力有限，竟为汝等鬼蜮伎俩所蒙矣。

      细腻耐心的一面，如他在致潘祖荫札中，非常仔细介绍印泥的用法：

       凡用印，以印入印泥，须如风行水面，似重而实轻，切戒性急。性急则印入印泥直下数分，印绒已带印面，着纸便如满面瘢点。如印泥油重，则笔笔榨肥，俱不合矣。以轻手扑印泥，使印泥但粘印面，不嫌数十扑，以四面俱到为度，而不可令印泥挤入印地，刻处是也，则无碍矣。印泥入印地，便无法可施矣。此所谓虚劲也，通之可以作画作书。印盖纸上，先以四指重按四角，力要匀，不要偏轻偏重。每角按重三次，再以指按印顶，令全印着实，徐徐揭印起，不可性急。印逾小，逾宜细心。印至二次，即须用新绵擦净（须极净）再用。若一连用数次，即无印绒粘上，亦为油石朱积厚，印无精神矣。印大者，以多扑印泥为主，须四面扑匀，一印以五十扑为度。盖纸上，照前式。小印扑印泥以匀为度，不可多。手总要轻，心要静，眼要准。如印面字上一丝不到，即须扑到方可用。盖印须寸方者学起，学成再学盖小印。小印能盖，则盖大印必不误事。先择一印与印泥一盒，令习用印者，如法以空纸日印数十枚，不可即加呵责，习久自能合法。须选其年轻尚知稍近文墨者，专心为之。粗心人不可用，力猛者不可用。非其所好，更不可强而为之。

      留存的信札中，有不少内容是关于生活琐事的，如儿女嫁娶、日常开支、添置衣物等，事无巨细，一一详列，且千叮万嘱，唯恐闪失，亦足见他的性格特征。详见家书以及他致舒梅圃的信中，此不赘述。

      同时，赵之谦又是很有同情心的人。寄食温州时，他收钱松儿子钱式为徒。后入京赶考，仍牵挂不已，写信给江湜、魏锡曾等人，恳请关照，情谊感人。赵在致江的信中说：

        弟子钱式厌家而求野，从我学。此事一日而悟，三日而进，已全举自得之妙告之。渠读《伏敔堂诗》，复大悟，以不得附门墙为恨。兹命其刻两石奉呈至教，将来薪火即在此人。惟渠家自庚申乱后，父母兄姊嫂同时殉节，零丁孤苦，仅余一身，漂泊瓯海，衣食无藉。弟视之尤故人之子，兄视之当亦后起之贤，此后有缘，万望大慈悲，垂手汲引，胜佛生必十倍，胜彝夏何止百倍？此等言语，在弟为不虞之誉，然知兄必无求全之毁也。
 

清  赵之谦  行书札  云南省博物馆藏

     赵之谦一生致力于著述与刻书，惜成稿者仅居其半。据其子赵寿佺在《先考撝叔府君行略》中所述：

      著《国朝汉学师承续记》未成，其成者《六朝别字记》一卷、《悲盦居士诗剩》一卷，为府君自定之本。《悲盦居士文存》一卷，《四书文》一卷，不孝寿佺所辑。《补寰宇访碑录》四卷，同治初刻于京师，寻以所采未备弃之。校刻之本，则有新化邹氏汉勋《学艺斋遗书》如干卷，德清戴氏望《谪麐堂集》如干卷，《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》如干卷，内《勇卢闲诘》、《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》（按：误记）、《张忠烈公年谱》三种，则府君所自撰也。又《江西通志》《凡例》、《选举表》、《经政》《前事》二略，全出府君之手。

     除上述著作外，赵之谦在《章安杂说》里还曾提到：

      余尝有《续经世文编》之志，频年奔走，未暇作，姑录其目以备择。

     又在致江湜札中提到：

      撰《补访碑录》《铜佛记》皆垂成，明秋当有刷本。

     现《铜佛记》稿本下落不明，恐已佚。又在致魏锡曾信中提到：

      弟从前作《见意书》及《称举通释》两种，近竟不能再作，深悔当时虚心……《金石萃编刊误》，弟从前曾有十余纸稿本。然作之非易，必得全有王氏所录之本乃可。

   《称举通释》残本现藏上海图书馆，而《见意书》与《金石萃编刊误》二稿未见传本。又在致孙憙信中提到：

     拙著《说柁》，山东友人有愿任刻资者，奈无暇写出，将来或寄印本奉览也。

   《说柁》亦未见传本。在致潘伯寅信中提到：“将来当尽心撰《藏书记》也。”赵之谦富藏书，目前散落在各大图书馆的善本中亦多见，或题跋，或手校，或钤印，朱墨烂然，可知他确曾有撰《二金蝶堂藏书记》之宏愿，惜未见成稿。

    其中，最为可惜的是《汉学师承续记》的未成稿，现散落在国家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，且断篇残笺，不能窥见全豹。但赵之谦反对“性命之学”、崇尚汉学的立场，非常鲜明。他在致胡培系札中称：

     此时盛行性命之谭，满街都是圣人，其效即日可覩，刻此种书亦非官场所宜也。

    又说：

     近纂《国朝汉学师承续记》，祈寿阳相国许我序，顾兵燹之余，遗文轶事零落不少。数年来心学之说复起，愚者既奉为准的，死守成规。智者得以饰非拒谏，亦转相附和，恐从此读书种子绝矣……然天下学问，皆出一原，于学无所得，而徒求文字，羊质虎皮，不值一噱。弟所以欲受业于汪师者以此，且近年来于学渐有解识，文字亦渐能沉着，可见作好文字当先读书。桐城一派所以鄙陋如斯者，坐不读书，且其师法全在避实击虚四字，则不能不为心学，否则处处隔碍。其所为心学，又不过借作门面，以为抵当众口地步，并不能深用功，此派盛行天下，遂多陋儒。陋儒多，天下遂多名士，故弟于众称名士者，即避而不敢见。

    实际上，赵之谦这通信札也只是愤世嫉俗的牢骚话。他本人的为学旨趣是“少事汉学，十岁后潜心宋学者七年，今复为汉学。窃谓汉宋二家，其原则一而流则殊。康成诸公何不尝明理道，周程朱子何尝不多读书。流极既衰，乃有木雕泥塑之考据，子虚乌有之性命”（《汉学师承续记·胡云林先生》）。与信中所言“天下学问，皆出一原”，是同一层意思。
 

清  赵之谦  行书致方祖绶考试差事札（之一）  荣宝斋藏

清  赵之谦  行书致方祖绶考试差事札（之二）  荣宝斋藏
 

清  赵之谦  行书致方祖绶考试差事札（之三）  荣宝斋藏

清  赵之谦  行书致方祖绶考试差事札（之四）  荣宝斋藏

      赵之谦没有专门论书画印的著述，即便是《章安杂说》，也是他和江湜书信往来的摘录本。关于该书的缘起，赵之谦自序中称：“自客章安，得识江弢叔（湜）于永嘉。上下论议，互有弃取。简札既多，笔墨遂费。因随所得录之，且及书牍。题曰《杂说》，志无所不有也。”杂记共八十一条，其中评论书画、考证碑版者十五条；考证在瑞安、福建所见所闻新鲜事物以及记录诗文者三十六条；记录金钱会、白布会争斗始末者十二条；考辨永嘉文献者九条；评议《红楼梦》者七条；其他两条。根据内容及书中所涉及的人名、事件，大部分成书于辛酉瑞安守城期间。

      稿本现藏国家图书馆，多有涂乙，红格，约五十叶。此书《续修四库全书》亦有收录。

      赵之谦另外一部分论书画印的文字，则散见于书画作品上的题跋和印章的边款中，文字已经整理录入《赵之谦集》。此外，在信札中还有不少关于书画印的议论，很具价值。

      如他与魏锡曾在信中论书，云：

      弟此时始悟通自家作书大病五字，曰：起讫不干净。此非他人所能知者，兄或更有指摘，万望多告我。若除此病，则其中神妙处，有邓、包诸君不能到者，有自家不及知者，此天七人三之弊，不知何年方能五位相得也。邓天四人六，包天三人七，吴让之天一人九。

      论书数条，必求见示，虽异无害，所定天人数目亦未合。至论书必以书家为准，未免狃成见。兄于前贤庇护太甚，弟于古人奚落太甚，皆非是。唯愿奚落者自身有着落，庇护者不终于庇护为幸。此平允语，请勿争也。

      又如在致胡培系的信中，也论及书法：

       弟读《艺舟双楫》者五年，愈想愈不是。自来此间，见郑僖伯所书碑，始悟卷锋；见张宛邻书，始悟转折；见鄂山人真迹，始悟顿挫。然总不解“龙跳虎卧”四字。及阎研香来（汉军，名林，包氏弟子之一），观其作字，乃大悟横竖波磔诸法。阎氏学此已三十年，其诀甚秘，弟虽以片刻窃之，究嫌骤入，但于目前诸家可无多让矣。书至此，则于馆阁体大背，弟等已无能为役，不妨各行其是。

      再如致李应庚札中云：

       弟从前之不愿为君书者，以君为何太史弟子。太史之视弟如仇，前在杭州同宴会者数次，太史逼弟论书，意主挑战以行其詈。弟一味称颂太史之书为古往今来生民未有，彼无可伺衅而去。然犹向其乡人大肆诟厉，类村夫俗子行径，殊可笑也。君于论书，师太史而以许侍郎合之，善矣。又加以吴让老（让老亦太史所丑诋者），则置蓑笠翁于朝衣朝冠之侧矣，可骇亦可敬。又欲奖许鄙人，深为惶悚。弟于书，视让老则同而异，于何、许则风马牛之不相及矣。不识君何以取之，故不愿书也。今读前后五六书（合之葛民丈所示者），殷拳若此，虽土木偶亦当有灵，故为君书之。然当与君约，若真意欲为弟刻板数纸，则不必为四体书。弟于书仅能作正书，篆则多率，隶则多懈，草本非擅长，行书亦未学过，仅能稿书而已（二字见《艺舟双楫》）。然生平因学篆始能隶，学隶始能为正书，取法乎上，仅得乎中，此甘苦自知之语。君果能刻，当以旧藏库宣作（径二寸余）大字屏幅相赠，如以为不然，则不复作，但就君寄来者涂之塞责而已。

清  赵之谦  行书致梦惺札（之一）

清  赵之谦  行书致梦惺札（之二）
 

清  赵之谦  行书致梦惺札（之三）

     赵之谦的书风独树一帜，“颜底魏面”成为其特有的艺术符号。然考其一生，书风也经历了至少三个阶段的变化：第一阶段为三十岁之前，以颜体为主，自称“二十岁前，学《家庙碑》，日五百字”（《章安杂说》）。受何绍基的影响较大，尽管他未曾承认过。第二阶段自流寓温闽到客居北京的十余年时间里，书风由颜转魏，温文而沉着，饶有古趣。第三阶段则从他远赴江西谋职后，以北碑方折入篆、入隶、入楷、入行，无不妍媚流利，影响深远。而这三个阶段的书风变化，非常完整地保留在他的日常书写中，自然信札是最为集中的体现，因而更有研究的价值。

     比如《崇本堂藏赵之谦翰札》册三的大部分信札，基本是属于第一阶段的书风，即未赴东瓯之前。上海图书馆藏宋拓《大字麻姑仙坛记》后附的致沈树镛札，以及洛阳博物馆藏的致江湜书札，则属于第二阶段的书风。云南省博物馆所藏的五通信札，已是晚年之典型矣。

     根据信札内容所牵涉到的人与事，赵之谦留存的大部分信札，是能排出系年的顺序，由此可以为赵氏信札的真伪判断提供依据。目前，赵之谦信札作伪现象严重，有从他人信札文字移植过来的，亦有根据已有的石印本改头换面的，更有从不同信札截取一段强行缀合的，五花八门。据称，赵之谦信札伪作以民国时期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最为严重。另有专文辨述，此处从略。（作者单位：中国美术学院）

清  赵之谦  行书札（之一）

清  赵之谦  行书札（之二）

清  赵之谦  行书札（之三）

清  赵之谦  行书札（之四）